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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古玉辨证之二

2013-7-26 23:54| 发布者: 爱玉小生| 查看: 12781| 评论: 0|来自: 爱玉之家

摘要:   清中期是指乾隆二十五年(1760)平定准、回二部叛乱之后内廷养心殿造办处首次收到回部贡玉始,至嘉庆十七年(1812)降旨回部贡玉减半止,其间为52年。此期诞生了清朝玉器史上杰出的工艺——乾隆工。在《养心殿造办处 ...

  清中期是指乾隆二十五年(1760)平定准、回二部叛乱之后内廷养心殿造办处首次收到回部贡玉始,至嘉庆十七年(1812)降旨回部贡玉减半止,其间为52年。此期诞生了清朝玉器史上杰出的工艺——乾隆工。在《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清楚地记载了乾隆帝在日理万机的同时关注古玉鉴考、苏州玉器制造以及以御制诗的方式对玉器生产进行指导和干预的情况。可以说,此期的用玉和生产与乾隆帝有着密切关系。在此,我们需要对乾隆帝的玉器观作一粗浅介绍。

  乾隆皇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初三日。1736年即帝位,君临天下达60年之久。乾隆帝酷爱艺术,关心工艺,眷注文玩,勤勉鉴考,还命翰林文士整理编纂图谱。《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砚谱》等著录图谱,成为今天研究清官收藏书画、铜器、钱币和砚台的重要参考资料。

  乾隆帝对玉器的观点,散见于其御制诗文。据查,乾隆一生作御制诗文共4万余首(篇),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即达800余首(篇),对当时玉作及收藏有着重要影响。下面拟就乾隆帝鉴考古玉、辨证伪制、纠正俗样、崇尚师古、提倡画意和推广痕玉等观点择要介绍如下:质以天全容以粹,世间烧染自纷陈。

  此句出于御制诗《题汉玉璧》(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乾隆帝表明:玉质要“全”,品相要“粹”,也就是最完美的玉料,与“世间烧染白纷陈”的风气难以调和。此诗创作年代晚于御制文《玉杯记》整整十年,反映了伪古玉市场为了适应“亟购者”“欲速而毋容待”的客观需求,均不按“必经年而后业成”的既定规程,采取了伪沁速成的应急方法,出现了多种烧染纷纭杂陈的杂乱局面。本来五色备,血浸只虚言。

  此句系《赤玉揲》(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五言诗中的结句,从字面上不难理解,但不知为何乾隆帝突然否定血浸的客观存在,似乎欲以玉有五色的赤色来取代血浸,现将其自注转引如下:《说文》玉有五色,今和田贡玉诚五色皆备,所谓蒸栗、鸡冠、土华、磷者,不一而足。问之,则称河中岁久,受天地精华之气而然。乃知入土、出土、土浸、血浸之语未必尽实也。

  诗句中说“血浸只虚言”,仅否定了血浸,在释文中又说土浸、血浸“未必尽实也”,虽其语气含糊,但其本意是否定的。今天从大量出土玉器可知,血浸是有的,绝非“虚言”,只是不太多而已。乾隆帝对血浸、土浸忽然提出质疑,总会有他的原因,仅仅从他的御制诗中还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玉经土浸成赤壁,那计黄州与润州。

  此句出自《和田玉镂东坡前后赤壁赋图》(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诗注如下:

  向曾辨和田玉有经土浸成黄赤色者,非必尽如汉玉出佳城也。此图玉工就赤色处琢为壁形,益见巧思。

  据考证,和田玉出于水者称为水子或子玉,有的表皮呈红色,然其并不在土内,而是在激流之中或河滩的沙中。而“山流水”或可接触土壤,但表层多无红沁。所以乾隆帝所言“玉经土浸成赤壁”或“有经土浸成黄赤色者”,未必可靠。

  如肪复如栗,非谷亦非蒲。

  此句为《咏古玉璧》(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之首句。据诗可知此玉璧质地精良,似羊脂白,表呈栗皮色。注释云:此璧受土浸为绛色,绛色即赤褐色,但又如栗壳般的酱紫色。乾隆帝仍认为这种栗壳色沁是受土沁而成,其实也未必确切。

  怜他水银者,此岂伴长眠?

  此句系《咏古玉璧》(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五言诗之末句。此璧生有水银沁,岂非伴随墓主长眠于地下?注释日:“玉受土浸者黄、血浸者赤、水银浸者黑,此璧质白而色黑,故云。”乾隆帝也是接受了传统的说法,黑色沁是由水银浸染所致,当然也是不妥的。

  总之,乾隆帝的沁色观除一度有所动摇外,从乾隆三十/年之后就完全回到土沁为黄色、血沁为红色、水银沁为黑色的传统说法上来。

  今之为伪古玉者,色似油污,镌纹不深,且质体粗笨,不过省其工而眩一时。

  此为《咏汉玉辋头》(乾隆五十年,1785年)之注释,指明乾隆五十年前后伪沁色似油污的情况,其颜色不如血沁和栗壳沁那样漂亮,并且失透、不干净,像油污,这样做是为了省工而眩惑一时。所谓似“油污”的沁色,其光洁度不足,肮脏而仅得一层油光。镌纹不深是为了模仿玉在墓中发生腐蚀后出现的情况,也是作伪古玉时常用的手法。

  次年,乾隆帝在《咏汉玉辋头瓶》中重申了他的这一看法。乾隆帝不仅崇尚古玉,收藏了大量古玉,并且也命养心殿造办处制造古玉,“清档”记有乾隆即位后首次命苏州玉工碾琢烧染旧玉的情况:

  乾隆八年(1743)正月二十七日,太监张玉、胡世杰交《考古图》二本,奉旨:

  将《考古图》二本交与安宁、图拉(按:二人均系苏州织造),按图上选定的玉辟邪二件、蹒玉马一件、玄玉骢一件、玉虎一件、仙人一件共六件,着尔等寻好玉工勉力照图上记载之尺寸各仿旧做一件。做得时其玉上系何人成做、何人收藏之处,尔等酌量将古人名字刻于其上,图样并尺寸记载一一详细记下……钦此。

  同年十一月初七日,太监胡世杰、张玉交白玉仙人_件、白玉马一件、碧玉虎一件。传旨:

  将白玉仙人、白玉马俱烧汉王,配文雅座。再,碧玉虎配楠木胎漆座,做旧,做矮柬腰文雅些座,再按虎足处槽内糊苏锦。将白玉名色刻在座心上。钦此。

  同月初八日,胡世杰、张玉交《考古图》一套。传旨:

  做来白玉人、马照《考古图》内颜色烧造。钦此。

  同月初十日,太监胡世杰传旨:

  要交出《考古图》白玉马、仙人、碧玉虎呈览。钦此。

  于本日将碧玉虎一件随未做成座一件、白玉仙人一件、白玉马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

  将碧玉虎持出,在左腿里怀刻“十三”,其座仍配秀气些,座上面刻隶字“宣和御玩”,底面刻篆字“伯时珍藏”。其白玉仙人留下烧造颜色,白玉马亦持去配座。钦此。

  这里传递一条重要信息是:在碧玉虎左腿里怀刻“十三”、座面刻隶书“宣和御玩”,底面刻篆字“伯时珍藏”(因碧玉色深不必烧造颜色)。

  上述四则档案,记载了弘历在内廷加工烧造汉玉,镌刻“宣和”、“伯时”伪款的过程,说明乾隆帝是清官烧造伪古玉的指使者和倡导者。至于如何将六件活计减为三件,因“清档”缺佚,详情不明。

  乾隆帝在提倡仿古的同时,遵循《礼记》“大圭不琢”之制,主张师古遵训,提倡“良材不琢”和“古尚简约”两种玉器美学观点。那么乾隆帝是如何做的呢?他于癸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咏和田玉兽环尊》诗提出:“式拟宣和谱,攻如宵雅诗”;甲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题和田玉仿古饕餮尊》还提出:“博古图中取古式”。毋庸置疑,《宣和博古图》、《考古图》以及《西清古鉴》等青铜器图录都是乾隆仿古玉的范本。从乾隆后期御制诗和现存仿古彝玉器来看,也证实弘历的确碾琢了大量仿商周到秦汉青铜器的玉器。这些仿器均遵循“良材不琢”、“古尚简约”的原则,不见繁琐细碎的雕琢,其中不少仿古彝玉器还镌刻“大清乾隆仿古”或“乾隆仿古”隶体阴文款识。这说明乾隆崇尚师古的理想在宫廷玉器方面已经实现。

  乾隆帝在师法古器时,特别强调循守考工之制和西清之式。辛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咏和田绿玉龙尾觥》诗云:“制以三年弗欲速,征之五德信无遗。”为了师法古式,体现玉有五德之意,弘历不惜以三年时间琢一龙尾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壬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咏和田玉龙尾觥》诗云:“不教俗手为新样,玩物仍存师古情”,即使仅仅为了鉴玩而制的龙尾觥也要寓以师古之情。乾隆帝在仿古过程中,有时也难免仿制装饰稍繁的古玉,如丙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咏和田玉饕餮觚》诗,即指出仿古不仅要“精琢和田玉……法图述姬室”,还要“巧制异痕都”。想必这件和田玉饕餮觚必定装饰繁华、做工精巧,有别于“简约”之古风,但其仍不离姬周之制,与痕都斯坦之精琢玉器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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