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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厚宣教授的古玉情缘

2013-10-12 18:30| 发布者: 爱玉小生| 查看: 3460| 评论: 0|来自: 爱玉之家

摘要: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尚未到而立之年,正随交通部水运研究所方仲甫先生、中央民族学院石钟健教授研习中国海外交通史。当时,交给我的课题是“古代航海的导航技术研究”。几年下来,虽有两篇习作刊发,却未能解决我国汉 ...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尚未到而立之年,正随交通部水运研究所方仲甫先生、中央民族学院石钟健教授研习中国海外交通史。当时,交给我的课题是“古代航海的导航技术研究”。几年下来,虽有两篇习作刊发,却未能解决我国汉代之前的导航问题,以致不得不把着眼点放在搜寻更早的商周史料上。为此,当时的北京天文馆名誉馆长陈遵妫教授给我引荐了其好友胡厚宣教授。由此,给我开启了研究古玉之缘。

图为胡厚宣教授

图为胡厚宣教授

        胡厚宣(1911~1995) 甲骨学家、史学家。幼名福林,1911年12月20日出生在河北省望都县大王庄一个生活清苦的教师之家。自六岁入保定第二模范小学,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培德中学,中学四年的八个学期中科科考试名列第一,学校因此破例拨下专项资金供他大学的学费。192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顺利升入史学系。 胡厚宣自40年代起即饮誉海内外历史考古学界,他不断创造出超越前人的辉煌成绩,也给后人留下良多珍贵的文化财富。1995年胡厚宣长逝,学术之功却永世长存。
  那是1982年5月的一个周日上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叩响干面胡同惠罗圈11号4401室的房门。开门的是一位50岁左右的妇人(胡府佣人),我说明是陈老荐来拜访胡先生者,就见室内走出一位身材魁伟、慈眉善目的古稀老者,将我让进左图右史的客房。这是我第一次面见先生,也是我人生的新起点。
  落座之后,我先向先生表达了敬仰之情,希望能成为弟子;又讲述了研究中遇到的困难,请先生赐我所整理的有关殷人天文史料。先生听后沉吟片刻,告诉我,“资料可提供给你,不过,不要急于写文章,要不断充实才好。航海天文的研究固然重要,终归只是科技史中一分支。年轻人要从大处着眼,如中国古玉,历代皆有,至今却鲜有人作深入研究。此乃拓荒性工作,虽艰苦但翻一锨土就是一个新成果。如你有心于此,我可指导。”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好比以升量石,不过还是接受了提议,听从教诲。先生显得十分高兴,接着说道:“你既研究古玉,我再给你起个新名。玉乃石之美者,就叫曲石,字贵春吧。”我再请先生赐教研究古玉的方法与内容,先生只叫我回去后“多读古籍文献,将其中有关玉器的名称与用途摘录在卡片上;同时,查阅有关考古发掘报告与通讯,摘录所有出土古玉,并按年代作表、分类。待完成以后,自然就有内容和课题了”。临别,先生一再叮嘱,不许在别人面前称是他的学生。从此,我便踏上了研究中国古玉之路。
  按先生提出的要求,在当时条件下,想将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涉及玉器的材料与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国出土的古玉材料摘录完成,绝非易事。我并非出身书香门第,又身在工厂,不用说自家,就是单位的图书馆,也无一本我可用之书。去国家图书馆借阅,只有副高级职称以上者才有资格办理借书证。无奈,我只能凭工作证去现场查阅。那时,每到周日,我就带上干粮、水杯,早早赶到柏林寺古籍、期刊分馆。每次最多填3张借阅单,书提出后,逐篇逐句阅读,凡有关玉器信息量少者,便当即作摘录,多的也就是认为值得者才拿出抽页复印。中午休息,只是在馆内接杯开水,吃点面包,下午继续查阅,直到闭馆。就这样寒来暑往,用了两年多时间才基本完成这项基础工作。虽然艰辛,甚至枯燥乏味,但通过这项工作,我不仅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古玉的文献资料,还全面厘清了古玉出土概况。同时,对古代玉器的传承、演变过程及其精深文化内涵有了深刻认识,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几年中,由于平日上班,周日去图书馆,便很少去胡先生家。好在先生允我,如有问题可随时给他打电话。当时,我也是而立之年的人了,可是给先生打电话从不多想,多数选在我方便的中午或晚上。每次先生都是耐心地听,细致地讲,从未有一点怠慢之情。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不知扰了先生多少休息时间。特别是到了1985年,先生教我研究古玉的方法,“纵,以各历史时期或朝代为纲;横,则以同一时代的一地、一区域乃至全国为目”,认为殷商玉器的条件最为成熟,所以指导我第一篇古玉研究的论文题目即是《商代玉器》。该文经补充修改,曾三易其稿,1991年刊于《华夏考古》。
  在治学方法上,先生教导我,“做学问,所用工具书、资料书不能依赖图书馆,尽可能备于案头,尤其是常用典籍”。为此,我除了订阅当时所有的考古历史书刊,多数周日都去书店选购。一般先到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再到王府井北大街的中华书局、五四大街文物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偶尔还要去建国路的农业书店,最后赶至先生府上。每次先生除给我释疑解惑之外,还会将当时所购图书浏览一遍,告诉我图书的史料价值或书中重点。几乎每次先生都会挑一本我花钱最多的书留下,不是说他本人尚缺,就说是友人托为代购。临走时先生就按书价的双倍给我钱,笑称跑腿费,叫我自己再去购买。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察觉异样,直到一次先生临时有事不在房中,我闲来无事起身随意走动,不小心将墙角一堆物品上盖着的报纸碰掉。当我捡起再盖的时候,无意中一看最上边的书正是两周前先生留下的,再往下翻看,全是从我购买的书中所留,早的至少有半年之久。起身环顾房中,书柜林立,至此,我才恍然醒悟。想先生出身书香世家,治学多年,何缺此书?无非是想补贴我购书上的花销。先生的良苦用心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1986年以来,我常有论著刊发,有时我尚未收到,先生的祝贺电话就打来了,有时还要加些评语。到1991年,我的第一本专著《中国玉器时代》出版,并在新华社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与会者有出版社、新华社的领导和文博界的师友。特别是胡厚宣、贾兰坡、史树青、宋兆麟、陈志达等诸老的亲临,更增添了气氛。会上,胡厚宣先生作了热情的讲话,第一句是“今天参加我的学生曲石专著的发布会非常高兴”。我随先生十年,这是先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称我是他的学生,也是我一生引以为荣的。不久,先生约我到府上,畅谈之后,临别,先生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交给我说,“好好保存,以后你会派上用场的”。回到家中,打开信封从中抽出两页宣纸,上面一横一竖写着《曲石古玉研究文选》,钤有先生的白文印鉴。原来是先生的题签。望着签笺,物虽轻,却承载着先生的一片深情厚望。
  日月如梭,从拜识先生到如今已过了30多年。我从一个工人成长为小有成就的古玉研究者,而先生跨鹤也已十有八年。先生的教诲仍在耳畔,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每当忆起,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抚躬自问,有违于先生“既做穷儒,莫当富翁”之训。好在今“文选”已整理成书,不久即可出版,了却我多年的心愿,以此悼念先师胡厚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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